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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真實案件提供法律服務,北大學生在課上幫你打官司

編者按:

  從超市買到假貨,卻不知如何維權?憑一腔熱血創業,但拿不准某些情況是否合法合規?家裏遇到了法律糾紛,想通過法律咨詢獲得幫助?

  在北大,有这样一个课堂,为你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保驾护航。这门课,就是盛兴彩票的“法律诊所”(Legal Clinic)。

  “法律诊所”源自于国外的一种法律教學模式,形容的是一种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或许有人好奇,为何要把医学领域的“诊所”概念,引入法学专业的课堂中来?

  与医学院的教學方式一样,法学学科教育同样需要将专业学习与法律实务操作相结合,将现实中的真实法律业务引入课堂,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地代理真实案件或从事其他法律实务工作。但与职业律所不同,“法律诊所”的空间价值更侧重于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法律思维和实务技能的训练,以及职业意识、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的培养。

  從實務中來,到實務中去,將學科專業素養與職業技能落在實處,這就是“法律診所”課程最大的“亮點”。

 

   

  “法律診所”課程模擬法庭訓練授課現場

  

  熱心腸的高校學子遭誣陷

  法律診所助其勝訴

  多年前,一位北京某高校的學生騎車上街,在自行車道上正常騎行時,後方突然出現一個騎著電動車的年輕人,在超車過程中,年輕人與某高校學生發生碰撞。幸運的是,學生及時躲閃,沒有被碰到,安然無恙,但年輕人卻撞上了路邊的護欄,撞壞了電動自行車,撞傷了自己。學生看到年輕人受了傷,幫他叫救護車並送去醫院。然而,年輕人的家屬到達醫院後,卻一口咬定是學生的責任,要求該學生承擔的車輛損失和醫療費用。最終,年輕人將學生訴至法院。

  爲了幫助這位高校學生,北大法學院“法律診所”的學生代理了這個案件。事故現場沒有任何目擊證人,雙方對于碰撞事實各執一詞。並且,相似的案件往往以交警出具的事故責任認定書爲重要證據,但該案的事故責任認定書對該高校學生十分不利。案件陷入舉證的困境。

 

   

  “法律診所”課程爲中小學生開展普法活動

  

  “法律診所”的學生研究後,決定從電動車的認定入手,注意到該電動自行車的最高車速設計爲50公裏/小時。以此爲突破口,結合電動車在事故中造成的劃痕與原告方提供的事實,證明了碰撞時該車的時速遠遠超過了法定限制的速度,確認了該電動車駕駛人已經違反了相關的法律規定,高校學生不應該對此事故承擔責任。

  在電動車的速度設定和劃痕上實現了證據上的突破後,北大法律診所的學生們憑著專業而敏銳的反應,在法庭上有力地反駁了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最終保護了某高校學子的利益。

  “法律诊所”一直为北大师生提供着安心的法律服务帮助,除了“胜诉”,还有“保护”。多年来法学院診所教師们薪火相传,以法律诊所课程传承着在服务社会中培养人才的理念。现在仍在坚持开设法律诊所课程、指导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负责整个法律诊所课程项目的,是盛兴彩票的杨晓雷老师。

 

   

  “法律診所”課程模擬法庭訓練授課現場

  

  “法診”的前世今生

  1999年,杨晓雷来到盛兴彩票读书。那时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尤其是法律援助事业才刚刚兴起,在三年的硕士学习中,杨晓雷与同学们决定将其中一定的时间用来“做点事情”。当时,法学院的同学们自发地把原先北京大学“救助协会”重建为“法律援助协会”,在学校和学院帮助支持下开展协会公益法律服务活动。

  隨後,在法學院吳志攀、龔文東老師的倡導和支持下,“法律診所”課程在2000年正式建立起來。“我們這股自發的學生力量,對于學院開設這門課程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支撐。後來我去了司法部從事法律援助相關工作,2004年回到學院工作以後又開始以老師的身份參與這個課程。”

 

  

授課教師現場指導

  

  “法律診所”的傳統最早來自國外。“在國外一些國家,這門課程也是法學院比較常見的課程,我在耶魯、哈佛、哥大、奧斯陸大學等大學法學院的診所訪問過程中,感受到很多學生都願意積極參與這樣的課程。大家爲什麽願意這樣做?這是一種法律學習的理念和方式。”楊老師認爲,從知識學習及教育的角度看,法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門職業導向的學科體系,最終目的是解決實際問題,而這意味著需要經驗和技能,任何終極關懷的思考問題都需建立在職業經驗和社會問題基礎之上。“從古至今到現在兩大傳統職業——醫生和律師,他們的工作理念、職業手段方式是非常相似的,醫生解決人體生理秩序問題,法律人解決社會秩序問題,這兩個秩序的知識體系都是由規則構成的。醫生通過不斷給病人看病來運用並完善充實自己的知識,法律人也是一樣。如果法律人無法解決實際的問題,其所掌握的知識就沒有意義,有效解決問題,才會使學到的知識經得住問題的考驗。”

  在楊老師看來,“法律診所”誕生的曆史以及中國現實的需要,都說明了實務對于培養法律人才的必要性。

  

  在學習中踐行實務

  在實務中增長才幹

  目前,北大“法律診所”課程每學期共計60余人通過選拔參與課程。課堂有三種形式:一種是直接幫助“打官司”,負責訴訟和糾紛解決,一學期大約代理5-10個案件,咨詢數量更多;一種是爲小微企業提供法律服務,解決包括企業法律構架、合同、期權計劃等法律文書、企業交易法律實務等問題;還有一種是參與立法機構的立法,作爲一門實務性極強的課程,楊老師用“三種內容、三個空間”來概括它與傳統課程的差異性和獨特性。

 

   

  “法律診所”課程學生爲當事人提供法律咨詢服務

  

  三種空間也可以描繪爲三種工作場景。第一種空間是類似于常見的講座式大課堂,上課地點固定在法學院的模擬法庭或配備活動桌椅的教室。第二種空間是做實務、做真正案件的實戰空間,比如在法學院凱原樓B101安置著一間咨詢室,客戶(當事人)們來到那裏咨詢各自真實案件的相關問題。“從2000年來到現在,很多人帶著自己的問題來這裏咨詢,我們的老師帶著學生對這些人的問題進行解答,有些無法通過單純的解答來解決的問題,可能需要代理、出庭、幫他們打官司等等”,因此這種空間也包括法院的法庭等爭議解決司法工作場所。而第三種空間,就是老師單獨指導小組學生進行實務案件操作的小組討論空間場景。

 

  

楊曉雷老師講授“法律診所”課程

  

  楊老師強調,這三種空間和場景在功能上是有關聯的。學生在第一空間接受針對性的知識訓練,與傳統課堂所講授的知識相比,“法律診所”空間中的知識是經過職業化的。“這裏的知識是鮮活的,是有職業角色有立場的,不是概括性的、抽象的知識——同一個法庭,接觸到不同的客戶業務時,知識結構是不同的,需要面對這種針對性的需求進行“加工”,所以要在這方面做培訓。同時還需要做一些指令計劃,二十個人分四五個組,要在不同階段提出計劃,整體上分工,進行頭腦風暴,所以這裏也是發出計劃指令的一個空間。”

  將計劃指令下發後,接下來就是在第二、第三空間中嚴格、靈活地執行這些計劃。不同于傳統的課程和實踐活動,“法律診所”的一大特點就在于,大家在開展實務後,還要繼續帶著各自的經驗回到課堂——也就是第一空間進行打磨、修正。從而形成了三個空間彼此關聯、相得益彰的有機循環。

  在這層意義上,學生們對知識的學習是以一種翻轉的、變革的、創造的方式完成的。也正因如此,“法律診所”成爲北京大學課程體系中一門頗具自身特色的實務課程。

  

  服務社會有助于

  培養有能力的法律人才

  法律診所課程是法學院的較熱門的課程之一,每年有大批學生預選,最終只有少數學生能夠通過篩選進入課堂。2018級碩士生李同學提交資料後通過篩選,成功得到選課名額,進入訴訟小組。她覺得在課堂上的最大收獲就是文書寫作能力的提高。“之前我沒有親自去寫過文書,一方面覺得沒必要,另一方面也覺得反正有模版,但是上課之後才發現,其實還是有很多實務的細節都十分重要,知道了法律文書寫作中應當注意的許許多多的實務知識上的問題。”

  之所以嚴格要求,是因爲這門課不是“演習”而是“實戰”,這便要求學生具備高水平的專業能力和敬業精神。

  對于有可能在實踐中出現的錯誤,老師們設立了兩個機制,一是保障機制,每個實質性的決定必須有老師提供保障,爭取做到百分之百不會出錯;另一個是糾錯機制,萬一出現錯誤,也會通過有效的途徑糾正錯誤、化解風險。

 

  

  “法律診所”課程師生合影

  

  法律診所有兩項重要功能,一是培養人才,二是服務社會,兩項功能如同鳥之雙翼,讓法律人更具人文關懷,在服務社會中獲得能力的提升和價值理想塑造。

  20年多來,北大法律診所出庭代理的案件四百余件,一年的法律糾紛咨詢量達到兩三千件,隨著近年來社會法治意識更強,咨詢量還在不斷增加。

  北大法律診所輻射的不僅僅是周邊社區乃至北京的現場咨詢,日常還會接到來自全國各地的電話、信件。這個“小診所”每天都爲基層群衆排解各種矛盾與困擾。

  “中國雖然現在已經有四十幾萬的律師,但相對于擁有14億人口的社會,由于律師數量和法律服務資源還不夠,大家所從事的大部分業務普通老百姓卻無從充分感知”,在楊老師看來,法律診所不是低端服務,而是社會不同群體接受的不同服務。對于基層百姓的案子,工作在“CBD”的律師未必有時間或者具有直接有效經驗,而法律診所和法律援助能夠做“接地氣”的案子,這是獨立的社會分工,也是非常必要的法律服務。